
伦敦市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富比邻而居的地方,而许多其他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旧金山——仍是富人的专属领地。如今伦敦仍保持着这种混合状态:在许多内伦敦自治市,20%至40%的家庭居住在社会住房中。这些地区的社会住房数量虽小但持续下降,令许多人担忧这座城市的多样性正受到威胁。
当城市的社会混合程度降低时会发生什么?G15住房协会联盟为约十分之一的伦敦人提供社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该联盟最近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社会住房居民的经济贡献。研究发现,即使在计入住房补贴后,这些居民在2024年为伦敦经济贡献了278亿英镑(约 2543.2亿元人民币)。其研究方法涉及比较社会住房居民与没有稳定且可负担住所的人的生活。结论是,稳定且可负担的住房减少了公共服务支出和需求,促进了更好的身心健康,并使租户更有可能保持就业并做出经济贡献。
社会住房是一种经济投资的观点并不新鲜。英格兰的市政住房设计时就认识到,如果没有健康的雇员住在附近,城市就无法运转。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在本世纪初重新审视了这一理念,认为如果医院工作人员和警察被挤出主要城市中心,英格兰的公共服务将会恶化。他们将社会住房定位为关键的经济基础设施,而非慈善行为。
G15报告发现,护士、护理和零售业从业者等关键岗位工作者约占伦敦社会住房人口的65%(而他们在伦敦总人口中占40%)。不久之前,正是这些工作者在新冠疫情期间因维持城市运转而受到街头鼓掌致敬;正是因为他们,人们才能买到牛奶,老年人在其他人不得不居家时仍能得到照护。但如果没有社会住房的帮助,许多此类工作者将无力负担在大城市生活的费用。研究显示,即使搬到城市边缘地带,也会使他们的通勤费用增加数千英镑,通勤时间增加数小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工资收入者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成为国家韧性的重要资产。社会租金证明住房成本不必成为贫困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我们目前的建房目标推进力度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住房慈善机构表示,英格兰每年需要9万套社会住房。没有任何主要政党有计划达到这一数字。
布莱尔先生将社会住房的职责从地方议会转向住房协会,联合政府又将这一模式商业化。安迪·伯纳姆现在似乎希望让地方议会重新回到中心位置。在2024年接受《伦敦书评》采访时,伯纳姆表示:“如果你像我一样阅读奈·贝文的演讲,如果你阅读他在战后《住房法》二读时的演讲,他谈到需要将住房视为一种服务,而非一种可以买卖交易的商品、一种财富创造者。每个人都需要它,它是一项基本服务。有趣的是,他将其定位得像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一样。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理念。”此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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